学生分歧與絕食

主条目：天安門絕食

1989年5月10日，浦志強参加北京学运遊行，要求“办报自由”和“结社自由”

正当學生自治會所選舉出來的正式對話代表團已準備和中國政府展開對話之际[161]，高自联领袖不願由正式對話代表團單方面控制整個抗議活動。在面對學生團體內部不和以及參與群眾不斷減少的情況下，包括王丹和吾爾開希等具有較大影響力的學生领袖要求採取更激進的作法來恢復抗議聲勢。其中他們認為中國政府所提出的「對話」只不過是一種誘騙學生就範的方式，因此自5月11日開始動員學生準備進行絕食[75]:161，希望能夠改變《四二六社論》的定性[174]。

最後學生決定在戈尔巴乔夫访华的前兩天，自5月13日由柴玲宣讀《絕食書》展開絕食抗議[175][176]；其中學生领袖認為歡迎戈巴契夫的儀式必定安排在天安門廣場進行，因此藉由絕食抗議便能作為籌碼來迫使政府滿足他們的要求。此外絕食獲得社會大眾廣泛的同情，進而使得學生運動成為一種道德行為並且受到群眾的追捧[77]:612-614。而北京的抗議活動促使得其他城市的大學也陸續組織了抗議和罷課行動，同時有很多學生也紛紛前往北京市參加示威遊行，其中在5月13日下午便約有30萬人聚集在天安門廣場上[75]:167。整體來說於天安門廣場上進行的示威活動仍保有秩序，來自北京不同地區的大學學生每天發起遊行以表達抗議要求並且表示團結，同時許多學生也會在行進過程中齊唱《國際歌》[177]。在5月中旬，學生發起絕食行動，促使中國各地四百多個城市陸續集結抗議，表態支持[178]。

戈尔巴乔夫訪華

主条目：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

1989年5月，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正式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而由于他是中苏交恶後首位正式访华的蘇聯最高領導人，因此中国官方相当重視此次國事訪問，将其视为关系正常化的象征。[179]

5月上旬至5月中旬時有關採訪六四事件抗議群眾的審查限制獲得了明顯的放寬，國家媒體開始播放包括絕食在內關於同情抗議群眾的影像。然而由於擔心示威活動將會失控，鄧小平要求在戈巴契夫訪問中國期間應該清除廣場上的抗議群眾。為了達成鄧小平的要求，趙紫陽決定仍使用柔性辦法並且指示他的下屬馬上與學生進行談判[77]:612-614。趙紫陽相信此時仍能夠成功藉由愛國主義吸引學生的關切，並且讓學生了解到如果在中蘇首腦會議期間讓其他人士知悉內部有動亂跡象的話會使得全國難堪。5月13日上午全国政协副主席閻明復召開緊急會議[164]263，並且邀請到重要的學生領袖以及包括劉曉波、陳子明以及王軍濤等知識分子[75]:164。閻明復表示，政府已經準備與學生代表展開直接對話，但前提是學生必須先撤離天安門廣場，以便舉辦戈巴契夫訪問中國的歡迎儀式。这也使學生领袖之間陷入了分歧[75]:165。

5月14日時，以戴晴為首的知識分子在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啟立的許可之下直接通過政府審查，在《光明日報》提出意見，呼籲學生應盡快離開天安門廣場，但許多學生卻認為知識分子是為政府發言而拒絕讓步[75]:167。當天晚上，以閻明復為首的中國政府代表團與擔任學生代表的沈彤、项小吉展開正式談判，其中閻明復肯定學生運動的愛國性質並且懇求學生從天安門廣場上撤出[75]:165。雖然閻明復的誠意成功促使得一些學生願意達成妥協，但是隨著不同派系的學生間無法事先進行協調或者提出連貫的要求而使得會議變得越來越混亂，不久學生领袖在得知政府並不願意承諾公開直播問題的談判過程後宣告會議無限期中止[75]:169。之後閻明復直接前往天安門廣場嘗試勸離學生，甚至表示自己願意被學生挾持以換取撤離的決定，然而學生之間並沒有理會其勸告[15]。而在隔天閻明復還向李鵬詢問是否願意應學生要求正式退回四二六社論的內容、並且將學生運動定調「愛國民主運動」，但這些建議都一一遭到李鵬的駁回[151]。

最後戈巴契夫訪問中國期間學生仍然決定繼續留在天安門廣場，也使得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為戈巴契夫訪華舉行的歡迎儀式改在北京首都机场內進行。這次中蘇首腦會晤于中蘇交惡30年後進行[180]。相比之下，此时學生仍然堅持在天安門廣場上進行運動；这為此次會談帶來了尷尬，进而促使許多原本偏向溫和派的領導高層也開始轉向願意實施「強硬派」的作法[75]:170。其中鄧小平與戈巴契夫在人民大會堂內舉行兩國領導人之間的高峰會時，學生群眾則在附近天安門廣場上發起示威活動[77]:612-614。而在5月16日戈巴契夫與趙紫陽會面时，趙紫陽在國際新聞媒體前告訴戈巴契夫：

“

同邓小平同志的高级会晤，是你这一次北京之行的高潮。邓小平同志自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是国内外公认的我们党的领袖。尽管在我们十三大，根据他的请求，退出了中央委员会，退出了政治局常委会，但是我们全党都知道，我们离不开他，离不开他的智慧和经验。我们在十三届一中全会有正式的决定，虽然这个决定没有公布，但是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就是说我们在最重要的问题上，还需要他掌舵。这个消息我们没有向外公布过，今天是第一次向戈尔巴乔夫同志透露。[181]

”

對此，鄧小平認為趙紫陽的這句話是要將處理學生運動失當的過錯歸咎於他[182]。這項言論也標誌著鄧小平和趙紫陽的分裂[77]:612-614。

事态激化

参见：198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抗議地區列表

上海时装商店挂出声援学生运动的横幅，表達對1980年代末中國通貨膨脹的不滿

外部圖片链接1989年5月18日《人民日报》对大游行及绝食的报道 人民日报(国内版)头版[183]

絕食抗議的作法很快便引起中國各地對於學生的支持、同情。至此，原本於四月底聲勢衰退的抗議行動重新獲得聲望[184]。

5月16日至5月18日期間，數百萬名北京市民共同發起示威遊行，此次游行打破1949年以来北京市最大规模游行人数纪录，一些媒体报道人数达300万，而中共北京市委辦公廳对5月17日当天的不完全統計則称有120萬左右的各界民眾參加了遊行，北京市公安局對參與大遊行的機構有一份不完全的統計：北京高校60餘所，中央國家機關和北京市機關46個，科研單位18個，北京市的中專、中學、小學60餘所，新聞出版單位14個，外地的大學22所，北京的工廠、公司78個，醫院9個，民主黨派、群眾團體、宗教18個，農村2個，文藝團體6個，體育界3個，飯店、財貿7個[185]；而參與者還包括有中國人民解放軍军人、警察人員、国务院等国家机关和中央直属机关人员、中國共產黨黨員或者是基层的政府官員，同時許多中國共產黨基層組織、中国共青团以及政府資助的工會也鼓勵其成員公開參與遊行活動[75]:171。

此外一些中國民主黨派党员致信給李鵬以表達意見，而中國紅十字會也特別下達通知並且安排大量人員前往天安門廣場為絕食群眾提供醫療服務[186]。北京1000多名知识分子联署发表了《五一六声明》，声援学生，批评政府对学运的动乱定性。作家巴金、诗人艾青、学者季羡林等參與簽名[187]。首都新闻界的游行人士开始打出了本社（台）的横幅，人民日报的“旗帜鲜明地反对4.26社论”和“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今日无新闻”的横幅，讽刺新闻审查制度。四个民主党派中央委员会主席费孝通（民盟）、孙起孟（民建）、雷洁琼（民进）、周培源（九三）向赵紫阳致函公开呼吁信，信中肯定学生诉求，并“建议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主要领导人尽快会见学生，进行对话”。民革中央主席朱学范和十二位人大常委[註 6]亦分别发出紧急呼吁，并被人民日报刊登。全国政协委员、一级教授侯建群和赵敏顺走在游行示威的最前面，他们的横幅是：“强烈要求政府立即答应学生三点要求”“救人更要救国”。[188][189]根據新華社報道，七十七歲高齡的著名學家季羨林親身前往廣場探望學生，在學生的攙扶下一步一顛地走進絕食學生中，擁抱著仰臥在地上的弟子，老淚縱橫。署名著名作家“冰心老人”的橫幅寫著“學生愛國，我愛學生！”數學家陳景潤和王元共同疾呼“學生們的負擔太重了，讓我們承擔一些吧！”[190]歌唱演员李谷一、舞蹈演员陈爱莲等人来到纪念碑下的学生指挥中心，她们30多位政协委员到此是为向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呼吁，督促政府尽快对话。[191]

在天安门广场，甚至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为表明态度在博物馆楼顶升起在运动中具有象征性的V字手势旗，故宫博物院的专家和工作人员亦组成队伍，手持横幅走出故宫，表达对绝食学生的支持。[192]游行中罕见的出现了往来不参与社会运动的宗教人士，佛教僧侣举起“金刚怒目 大雄无畏”“弘法自由 广度众生”等标语[193]，基督徒、神职人员与神学院教职人员亦在游行中举起十字架[194]，穆斯林们举起用阿拉伯字母书写的经文支持学生，并借此表达尊重穆斯林习俗的诉求。[195] 北京市数十间医院的医护人员身穿白大褂参与游行，并志愿为绝食中身体不适的学生提供救助，一些医生在劝导学生过程中激动落泪；包括首钢、东风、吉普、铁道部等在内的各产业和组织及大中企業的工人參與遊行，部分工人乘坐重型汽车，周边县区的农民更乘坐农耕载具组成车队前往市中心参与游行，一度造成交通中断；北京市有公安干警志愿前往广场为学生派发饮料，也有人数众多的公安警察人员的游行队伍沿途游行向群众比V字手势，赢得群众热烈的掌声欢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游行队伍经过人民大会堂东门时，不断呼喊:“不给官倒贷款！”“冻结官倒帐户！”；海关总署的声援队伍喊道:“官倒走私，铁证如山！”；人民法院的法官也到现场声援；中国人民警官大学的七百多名学生在18日凌晨自发来到广场协助学生维持秩序，保证了从广场东南口至前门之间救护车道的畅通无阻[196]；中小学生亦参与游行，并有身戴红领巾的小学生呼喊“我和哥哥一条心”等口号。[197]

随着报导限制的打破，各大媒体开始刊登社会各界的声援，5月17日-19日被评为“中国记者最自由的三天”。[198]中国中央电视台首次在电视新闻中播出了天安门广场上情况的如实报道，而央视的部分新闻工作者和职工亦组成人数庞大的游行队伍前往长安街游行，并且拉起巨大的横幅，点名要求时任广播电视部部长兼央视台长艾知生辞职；而人民日报5月18日在头版刊登了以《首都各界百余万人游行 声援绝食请愿的大学生》[註 7]为标题的新闻，成为该报历史上“最具政治开放性”的版面，以极大的篇幅详细报道了北京市各行各业的人在游行中的诉求和对绝食学生的同情，甚至直接引用了在游行中出现的部分反政府标语，并统计列出了多个参与声援的工厂和医院等单位组织的名称，而人民日报社过千名职工也参加了游行，其中不少在新闻届有名望的高级编辑记者亦在其中；工人日报连续刊登《北京电子管厂万名职工发出呼吁》等工人阶级层面表态和参与民运的报道以及各总工会干部对工人呼吁的积极回应。[199]

而在戈巴契夫離開中國後，許多外國記者仍決定繼續留在中國並且報導於首都北京市進行的抗議活動，這使得學生運動成為國際關注的焦點，並且也讓一些西方國家政府呼籲中國政府保持克制[200][201]。

除了北京當地，來自中國各地的學生陸陸續續湧進首都北京市以參與學生運動；而在中國各地四百多個城市也爆發規模不一的抗議活動，甚至连中共福建省委、中共湖北省委以及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机关都遭到了學生示威遊行的影響[178]。但是，中國中央領導高層遲遲沒有對北京發起的示威活動给出明確的定位，這使得地方當局不知道如何處理当地的學生運動。而且因为示威活動合併了許多範圍廣泛且關注点不同的社會議題，中國政府無法清楚分析哪些議題可以談判，乃至於不清楚示威活動提出了哪些诉求。與此同時由於絕食抗議的行動其本身便具有「犧牲特質」，這使得無論是權威性還是合法性都因此而逐漸喪失的中國政府感到十分棘手[75]:171。在種種因素所形成的龐大壓力下，中國政府內部開始討論將戒嚴作為一種應對示威活動的可行手段[75]:181。

5月17日上午，天安门广场学运广播站播出了严家其跟包遵信发起联署的《517宣言》。《517宣言》表示鄧小平是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當天中国民主同盟主席费孝通、中国民主建国会主席孙起孟、中国民主促进会主席雷洁琼、九三学社主席周培源致函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要求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主要领导人與学生进行对话。當晚鄧小平開會時表示北京必须实施戒严。[202]

外部视频链接 赵紫阳在天安门广场对学生发表讲话5月18日，李鵬在人民大会堂首次與學生代表會面，並且希望能夠安撫受到大眾關注的絕食行為[75]:181。在會談中學生領袖再次要求中國政府撤銷《四二六社論》並且肯定學生運動為「愛國舉動」，但對此李鵬則表示政府主要關切的是因為絕食而送往醫院診治的患者。儘管這次討論僅取得了少數實質成果，但是學生領袖也因此得以在國家電視臺重要節目上有了出現的機會[203]。5月19日凌晨，趙紫陽則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溫家寶陪同下前往天安門廣場，而聽聞消息陪同前往的李鵬則是抵達廣場後馬上離開。趙紫陽在凌晨4時50分時藉由擴音器直接呼籲學生結束絕食，這是他最後一次公開露面：

“

我说我觉得我们现在一定要、最重要的就是赶快结束这个绝食……你们不能够在已经绝食六天到七天，现在还是要坚持这一条“一定达到满意了才停止绝食”，但是那个时候就晚了。没法补偿了。你们还年轻啊，同学们。还年轻，来日方长。你们应该健康地活着，看到我们中国实现“四化”的那一天。你们不像我们，我们都已经老了，无所谓……你们停止绝食，中国政府决不会就这样子，就把对话的门关起来了。决不会。你们所提的一些问题，我们党会继续讨论……大家都这么一股劲的，年轻人啊，我们都从年轻人过来过，我们也游过行，我们也卧过轨，我也知道当时那种情况。没有想后果怎么样。但事后一想啊……首先你们要冷静地想想今后的事。现在有六天了、七天了，真的要过八天、九天、十天吗？[14]15[204]

”

5月23日，北京再次举行了百万人大游行，遊行隊伍喊出让李鹏下台的口号。[187]

天安门毛泽东像污损案

主条目：天安门毛泽东像污损案

1989年5月23日下午2时，鲁德成、喻东岳和余志坚三位浏阳青年毁损了天安门的毛泽东画像。他们起初为了声援抗议学生而在5月19日前往北京，然而他们的主张较其他学生过于激进。余志坚和喻东岳曾向学生领袖建言献策，但并未获得答复。三人认为无法和学生有进一步对话，便于5月22日开始策划对毛泽东画像的破坏行动。[205]他們先是於附近購買了20顆雞蛋並填滿油漆，之後抵達畫像附近準備展開行動。三人先於天安門城樓懸掛「五千年專制到此可以告一段落」和「個人崇拜從今可以休矣」標語，不久便將盛滿顏料的蛋殼扔向毛澤東畫像上。事后，魯德成、喻東嶽和余志堅分別被判處16年有期徒刑、20年有期徒刑与無期徒刑。[206][207]